余华英上诉自称不是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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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政策来看，旨在让劳动者更加灵活地兼顾工作和照料父母，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当下，部分劳动者同时肩负着两位老人甚至夫妻双方父母的养老重担，压力不可谓不大。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提交《关于为父母60周岁以上子女增设护理假的提案》，希望进一步推动上海为父母60周岁以上的子女增设护理假，增强家庭养老保障能力，社会反响热烈。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社会对于增加护理假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份通过地方立法建立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其中有一些地方拟取消或放宽“独生子女”等限制条件，但从现实来看，“不敢休”“不能休”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换个角度来看，“父母护理假”升级，意味着企业人力、管理等成本的增加，劳动者休假的阻力和成本也可能随之上升。正因此，近年来出于个人职业发展、单位人手紧缺或是职场氛围等因素考虑，不少劳动者便选择了“非必要不休假”。近期一项针对企业年假制度和职场休假现状的调查问卷就显示，近七成职场人未休完年假，而且主动放弃者增多。

合理休假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但在内外部因素叠加之下，职场越来越“卷”之时，“请假羞耻症”就会“找上”打工人。从年休假、探亲假，到护理假、“痛经假”，这些年劳动者休假难题一再引发热议，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落实和保障政策，导致一些“纸面福利”难以照进现实。而对于护理假本身而言，休假对象从“独生子女”扩展到“非独生子女”是必然趋势，作为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一种奖励性措施，有必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新时期缓解子女赡养和看护老人的压力中更好发挥作用。

既然如此，就应想方设法细化政策“颗粒度”，把红利落到实处。对此，一方面，要“立”，通过及时总结各地做法和经验，不断完善护理假制度安排和具体细节，提升可行性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破”，想方设法破除阻碍劳动者合理休假的制度因素和现实因素，如督促企业依法落实休息休假制度，设立清晰、严格的罚则等，让“不敢休”“不能休”成为过去式。总体来看，保障劳动者的“休假自由”受多方因素制约，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协同推进，并非一日之功。

笔者还注意到，近期日本东京都政府发布消息，将从明年4月起允许其员工每周工作4天，以扭转日本的低出生率。有意思的是，即便“上四休三”制度能让打工人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实际上也并未获得日本舆论的一致支持，调查显示甚至有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不应该推进”。由此看来，休假问题也属实是众口难调，一定程度上算“世界性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