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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娇：从2000年到2010年，传统村落在十年之间消失了90万个，冯骥才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现象。随后由住建部牵头，联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组织了传统村落的调查，并于2012年12月评选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在这个背景下，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天津大学两个单位批准在2013年6月4日正式成立了天津大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冯骥才先生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之后，聘请了阮仪三、陈志华、楼庆西、宋兆麟等一批在传统村落方面较有建树的国内外专家组成了学术委员会。在此之前，针对传统村落的独立性研究机构较少，所以中心的成立其实是作为一种交叉学科背景下的多领域协作研究进入大众视野的。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天津大学教师的身份。所以多年以来，我们也将传统村落保护融入研究生人才培养之中。

蒲娇：目前来说，我认为将传统村落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似乎不太成熟。当下，包括非遗学的创立现在也在学界存在着部分争议，但是非遗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概念，与民俗学、人类学之间的分类界限还是明晰的。当下，传统村落似乎很难从哪个学科让大众马上认可一种分类。而对于它的研究，各个学科都有发力，也能找到一个可以切入的角度，因此归属于当下的学科，或者归类于交叉学科似乎都略显不够严谨。或许，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传统村落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而且作为一种老百姓生活在其中的文化空间，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似乎我们研究的速度，总在追赶它变化的速度。

蒲娇：传统村落最早被惯称为古村落，现在很多人还会习惯称它古村落或传统古村落。在2012年9月，在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经冯骥才先生和各位专家的提议，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这其实是从传统村落的价值角度去考虑，“古”只是一个时间的维度，古老并不等于优秀，而“传统”蕴含的内容更丰富，即更能表达对价值的认可。

住建部帮扶办主任、村镇建设司一级巡视员董红梅司长曾经常提到一句话——传统村落要“见物见人见生活”“外表五千年，内部五星级”。传统村落作为一个生产生活的单位，不但是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摇篮。因此对于它的保护，除了留存文化基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老百姓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与发展机遇。只有留得住人，才能保得住村，村落若只剩下空壳，没有人生活在里面，那设施条件好一点的是万千民宿，条件不好的就是废弃家园，这与保护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蒲娇：首先，要思考村落能给予人们什么？人们又能回报村落什么？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单方面输出或抚育与索取的关系，而是需要双方不断反哺。传统村落是承载历史与当下的载体，历史是叠加的，因此很多文化在其中对话。那么经过时间的发展，传统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甚至营生手段已经不适合现代生活了，因此变是必然的。同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下，最基本就是解决民众衣食住行的问题，一个是生存的问题，一个是发展的问题，从古至今都是老百姓求索的问题。

蒲娇：刚才谈到的，过分把旅游作为村落的唯一发展出路是挺大的问题，过度旅游化之后找不到来时路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旅游可以成为传统村落发展的途径之一，但急功近利式的过度开发同样是一种破坏。传统村落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18—88送彩金注册平台，任何没有科学计划的开发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所以冯骥才先生每到一个村落调研都会提醒，“多想想18—88送彩金注册平台，别着急，想好了再动”。

蒲娇：评选速度放缓肯定不是一件坏事。中国历经社会的急速转型，我们对于文化、对于村落的看法也都是在不断调整的。前几批评选快、数量多是因为我们在跟时间赛跑，需要赶紧把一些有价值的村落抢救出来，而且要在社会上形成一定影响力，让大家快速意识到传统村落的价值。但我们可能需要逐渐放慢脚步，要多想一想，更加审慎地对待前面还在面对的情况和没有解决的问题。总之，我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进行一种“精细化”操作，就是评选更细致、门槛更高；另一方面，要进入一种“冷静期”对待，就是多考虑入选名录村落的未来发展和保护模式探索。

蒲娇：首先是村民能谋得生计，满足发展诉求；其次是居住环境与设施完善，教育、医疗、养老配套齐全；最后是自发传承地域文化，并在其中获得自豪感与满足感。总之，应该最大限度地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传统村落保护上升到举国体制下的一项国家战略，体现的就是国家对城乡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